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史课堂。今天我们一同学习八年级历史下册第六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上节课我们了解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篇章，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全新课题。
我党的解题思路有两条：一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摸索边积累经验；二是立足国情，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1956 年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成果，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1956 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三大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群众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与我国仍是落后农业国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共八大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因为它正确分析了国内矛盾，指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8 年，中共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多”和“快”追求发展高速度，“好”和“省”兼顾发展质量和效益。但许多干部和群众只看重“多”和“快”，忽视了“好”和“省”，从而造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
“大跃进”中，工业领域的典型失误是大炼钢铁，农业领域则是虚报粮食产量。1958 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后决定 1958 年钢产量在 1957 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这个指标明显过高。但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掀起大炼钢铁运动。为弥补正规钢铁产能不足，多地推广土法炼钢，即用粘土砖头建成简陋小高炉，采用落后工艺炼钢。结果动员了数千万劳动力，耗费大量资源，炼出的钢相当部分质量不佳。
农业“大跃进”中，多地出现虚报粮食亩产量现象，有些数字令人瞠目结舌。比如《人民日报》曾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 36900 多斤。要知道，袁隆平院士团队培育出的杂交水稻亩产最高纪录才刚超 2000 斤，可见报道数字水分之大。当时中国农村还有很多夸张的宣传画，像“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几乎同时展开。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非遥远之事，应积极运用人民公社形式，摸索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表明当时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抱有盲目乐观心态。
人民公社由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指公社规模比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一般是一乡一社；“公”指公有化程度高，合作社财产，包括农民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甚至房屋等，都由人民公社统一调用、安排和分配。但部分社员对公社的生产核算和收入分配有不同意见。
当时许多公社开办公共食堂，提倡吃饭不要钱，这不利于粮食节约，加速了粮食消耗，为国民经济困难埋下隐患。
通过以上学习，我们可以总结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原因：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又渴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犯了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建设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严重等因素，1959 年至 1961 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为克服困难，1961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 年 1 月至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 7000 人大会。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激励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经过几年恢复，到 1965 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可惜好景不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之路又遭遇更严重挫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化大革命”始于 1966 年，终于 1976 年，所以又称“十年文革”。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毛泽东主席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发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6 年夏天，“文革”全面爆发，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组成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实际指挥部。他们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造成动乱局面。期间出现红卫兵组织，对“文革”在全国范围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文革”初期动乱表现为，各地到处出现打砸抢事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闹革命。有人砸校牌、毁文物、烧古籍，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揪斗，比如张爱萍将军、彭德怀元帅和田汉先生都曾受此遭遇。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污蔑为“叛徒、内奸、工贼”，最后被迫害致死，成为“文革”中最大冤案。
以上事例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遭到践踏，对经济建设也带来破坏。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66 年开始的“文革”使经济发展处于迟缓和徘徊状态。虽然这一时期工业平均增长达到 8%，但工业内部结构遭到严重破坏。1978 年轻重工业比例为 43.1∶56.9，轻工业产品严重匮乏。“文革”动乱甚至波及军队。1967 年 2 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一批老干部如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革”错误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但他们的正义之举被江青等人污蔑为“二月逆流”，许多老干部受到排挤和迫害。在“文革”期间，形成了以林彪和江青为核心的两个反革命集团。